通过对七批特赦战犯名单的深入分析,我们可以发现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:绝大多数将军级别的特务人员,基本都是在1975年最后一批获得特赦的。在此之前,仅有少数几位高级特务在1960年至1966年间获得特赦,其中包括原保密局云南站少将站长、中将游击司令沈醉,原军统电讯处副处长、第十五绥靖区司令部二处少将处长董益三,原保密局经理处少将处长郭旭,以及原保密局天津站站长李俊才等。 在1975年的最后一批特赦名单中,几乎囊括了半数以上的军统(保密局)和中统(党通局、内调局)省站站长。这些名单中不乏一些广为人知的人物,如周养浩(在《红岩》中以沈养斋的形象出现)、陈旭东(东北区少将副区长,其形象与《渗透》中的陈明颇为相似),以及文强(原军统东北区中将区长、徐州剿总前线指挥部副参谋长)等。
展开剩余69%特务靠得住,猪都能上树。与特务交朋友,无异于把自己的脖子伸出去让人砍。不幸的是,杨杰曾把沈醉当成了朋友:当时沈醉住的三节桥靖园新村五十一号,正与杨杰的住宅斜对门。两人都是沱茶大王严燮成家的常客,经常相谈甚欢。 杨杰虽然有汽车但不喜欢乘坐,去严家吃饭都是步行往返。路过沈醉家门口的草坪时,总会停下来逗沈醉的孩子们玩耍。孩子们也都喜欢他,看见杨杰路过,总是高兴地叫他杨伯伯。 沈醉正是想利用自己孩子与杨杰的这层关系来实施暗杀:他总爱停下来逗孩子,彼此都很熟悉。我准备等他深夜在外面应酬回来时,就在通往那个草坪的一条小巷内狙击他。 为了确保刺杀成功,沈醉精心策划了两套方案:第一,在杨杰晚上回家经过大草坪时,用无声手枪朝他头部射击;第二,如果杨杰当晚不外出,就直接到他家中进行狙击。由于沈醉与杨杰是朋友关系,他动手或叫门时,杨杰根本不会有所防备。为了万无一失,沈醉还让手下在弹头内填入了毒药。 虽然计划周密,但保密工作似乎出了纰漏:沈醉与手下密商行动方案时,沈母正在阳台上看书。两个行动人员刚离开,沈母就推开小会客室和阳台之间的小门,怒气冲冲地走进来,将手中的书用力摔在书桌上。 见母亲生气,沈醉立即跪地解释。但沈母根本不听,她咬着牙用手指狠狠戳着沈醉的脑门,气得上气不接下气地责骂:我多年来一直教育你,一个人可以不做官,但要做人!你今天为了自己升官发财,还要杀人,你还像个人吗?我问你:你把杨先生杀了,明天你的儿女们问你,谁把杨伯伯杀了?你怎么回答?如果他们知道是你杀的,他们对你这个随便杀害好人的爸爸会怎么看?我这个做母亲的又怎么见人?这些后果你都不想,只想自己做官,不想做人!我不要你这个儿子,我马上到你哥哥姐姐那里去! 面对母亲的震怒,沈醉跪在地上不敢起身。他向母亲拍胸脯保证:宁可受处分,也不杀杨杰,请老人家息怒。沈醉随即召回那两个特务,宣布之前的布置暂不执行。沈母担心儿子耍花招,天天盯着沈醉和杨杰的行踪。直到杨杰收到消息飞离昆明,沈醉也没能找到下手的机会。 杨杰最终还是在香港被叶翔之暗杀。虽然沈醉没能得到那笔丰厚的奖金,但也因此少了一笔血债。如果他真的刺杀了杨杰,那些陆军大学毕业的将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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